棉花在中國的傳播和種植
古今中外，人們馴化栽培的棉花一般有四個品種：亞洲樹棉、非洲草棉、中美洲陸地棉和南美洲海島棉。根據史料記載，較早進行栽培并向外傳播擴散的是亞洲棉。1929年，考古學家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摩亨佐·達羅地區發現了公元前3250年至公元前2750年間的三件棉織品殘片，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棉紡織物。公元前6世紀，印度棉紡織品被銷往紅海和波斯灣沿岸的港口，希臘商人再將這些棉紡織品從埃及和波斯販運至歐洲，羅馬商人后來也參與其中，使得棉紡織品成為一種令社會上層垂涎的物品。
亞洲棉傳入中國，是棉全球傳播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據文獻與新近出土的資料，可以大致確定木本多年生亞洲棉傳入中國的歷史。在公元前2世紀或更早時期，棉花及棉織品開始傳入中國。公元前3世紀《尚書·禹貢》中“揚州”一段寫道“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卉服”“織貝”很有可能為棉紡織品。“吉貝”“古貝”“劫貝”等多為我國古書對棉花的稱呼，直至今天南方一些農村地區仍將棉花稱為“吉貝”。而據《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所載：“武帝末珠崖（今天海南島）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其他史料也表明，西漢時期海南島居民已經開始種棉織布。關于棉花的傳播路線，有學者推斷亞洲棉最早自印度經陸路傳入中國西南地區。不過棉花傳入中國后并沒有大范圍普及，僅在西南邊疆和東南沿海省份種植。
宋末元初，松江人黃道婆從黎族人那里學習了紡織技術。技術的傳授、工具的革新，使得元代棉花種植在江南地區快速推廣。元代時期，國家空前統一，疆域廣闊，政府重視農桑，棉花種植也完成了由珠江流域到長江流域再到黃河流域的空間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政府設置了木綿提舉司，征收棉花、棉布作為夏稅。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設立專門機構管理棉花，是我國最早大規模征收棉賦的開始。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統治者“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這說明在元朝時，棉業已經覆蓋了長江流域及華南的廣大地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南宋書籍中最早出現“棉”字，意指木綿。至元明時期，“綿”與“棉”多通用。到清代，棉或棉花最終成為習慣用語。關于棉花種植情況，元以來的諸多農史文獻，如《農桑輯要》《王禎農書》《農政全書》等皆有詳細記載，明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載棉花種植“寸土皆有”。
晚清時期尤其是到20世紀以后，亞洲樹棉和非洲草棉（公元2世紀沿陸上絲綢之路自印度傳入，來到新疆、陜甘地區，傳播僅限西北地區）因絨長度偏短逐漸被市場淘汰，美洲陸地棉和南美洲海島棉則因絨長質優取而代之。美洲陸地棉自1865年被引入到我國后，經過數次改良，已經成為我國目前最主要的棉種。其中新疆棉區不僅是我國最主要的產棉區，而且是世界上頂級優質產棉區。高度機械化、智能化、規模化、產業化和環保化的新疆棉花對世界棉花產業鏈的穩定與發展意義重大。中國與印度、美國并稱世界三大棉花生產國，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消費國。
歐洲社會對棉花的認知與引入
當棉和棉織品在南亞和阿拉伯世界被廣泛種植和傳播之時，歐洲社會對棉的了解依舊處于想象階段。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印度有一種奇怪的樹，可以長出羊毛。在羅馬人的世界里，棉似乎是一種離奇的材料，不僅僅因為它天然柔軟而輕薄，而且因為長出棉的樹木頗為古怪。甚至在歐洲，有人把棉花想象成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存在一種不需要吃草就能長出羊毛的羊，有人把這種“植物綿羊”稱為“菜羊”，“菜羊”是植物和動物的混合體。
棉花最初傳入歐洲是伊斯蘭教在伊比利亞半島擴張的結果。到公元950年，一些受伊斯蘭教影響的城市如塞維利亞、科爾多瓦、格拉納達、巴塞羅那等有了棉紡織業。11-13世紀延續200余年的十字軍東征運動，使得歐洲人深入到阿拉伯世界的棉花生長帶。歐洲最早的非伊斯蘭的棉花產業中心出現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如米蘭、博洛尼亞、威尼斯等，其中威尼斯是歐洲第一個棉花集散中心，長期以來支配著地中海世界的棉花貿易。這一時期，意大利的棉花產業不僅可以十分便利地獲取來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優質原棉，而且也有機會接觸到亞洲高超的紡織技藝和先進的紡織工具。
地理大發現開啟了不同物種在全球的交流。來自墨西哥南部高地的陸地棉（高原棉），因歐洲殖民者的到來開始了自新大陸到舊大陸的傳播歷程。美洲原住民不僅向世界貢獻了重要的糧食作物馬鈴薯、玉米、番薯等，而且還為人類貢獻了舒適保暖的棉織物。哥倫布在航海日記中曾這樣記載，當他們到達巴哈馬群島的一個地方時，當地人穿著棉織品，染著各種顏色的棉線被織出漂亮的花紋和圖案，而且他們“把棉線團贈送給我們做禮品”。這是歐洲人最早對美洲棉的明確記載。在大航海時代之后的幾百年中，美洲陸地棉以其絨長優勢迅速在世界各地得到栽培和種植。
新航路的開辟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為亞洲棉的進一步對外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歐亞貿易成為僅次于大西洋貿易的重要商貿路線，充滿異域風情的亞洲物產如香料、咖啡、印度棉布、中國絲綢、茶葉和瓷器等被源源不斷地輸往歐洲，深受歐洲社會各階層喜愛。17世紀末，印度出口到歐洲的棉布，引發歐洲社會的“棉布熱”。整個18世紀，在阿拉伯世界和歐洲，印度一直都是主要的棉紡織品供應地。
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在英國興起，棉紡織業技術發生明顯變革，資本主義工業棉開始代替農耕時代手工棉。正如美國學者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指出的，棉的資本主義化徹底改變了棉花的命運，講述了一個“由歐洲主導的棉花帝國興衰的故事”。棉花和棉織品被納入歐洲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將世界不同文明區域緊密連接成一個“關于土地、勞動力、運輸、生產和銷售”的全球經濟網絡。意大利學者喬吉奧·列略的《棉的全球史》則展示了從前工業化時代“離心”體系下的“舊棉紡織體系”到工業化時期“向心”體系下的“新棉紡織體系”的轉換，也就是前工業化時代由印度主導的第一次棉紡織革命到工業化時代英國主導的第二次棉紡織革命的轉變，意味著世界財富在不同地區出現新的分流。
潔白無瑕、輕薄透氣的棉花，向人們提供了舒適柔和的棉織衣物，滿足了人們御寒保暖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多樣化的消費選擇。大航海時代以來，棉花及棉織品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對新舊大陸不同文明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法國作家埃里克·奧森納總結道：“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是圍繞棉花的種植、采摘、紡紗、織布自動形成的……要了解世界化，要了解昔日的世界化和今日的世界化，不如研究一塊布片。”可以說，棉花及棉織品的全球傳播，書寫了一部棉與人類互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物質文化交流史。